福建日报理论周刊刊发“面向新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学”前沿论坛理论成果
发布时间:2018-05-14 浏览次数: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使命,中国学人正在以更有力的方式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正以积极的态度回应现实,正在建立起与公众、社会、时代的紧密联系。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应该做出怎样的价值选择?在对历史回溯与当下状况的自审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如何探寻面向未来的创新、突破?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在一百多年来一贯强势的西方话语面前,中国人文学科如何寻回曾经失落的主体性,找到能与“他者”平等对话、积极沟通并能体现鲜明的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新形态的创造,走出一条实现“文化自信”的路径?在近日由集美大学和东南学术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面向新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学前沿论坛”上,30多位中文学科的资深专家和优秀期刊负责人,就这些学术前沿热点问题展开深度交流与切磋。福建日报5月14日理论周刊新论版特刊登三位长江学者在论坛上的发言,他们以国际视野、本土意识与现实关怀,从不同角度,就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路径提出真知灼见。

中国文论建设最重要是做到学术突破

张福贵

   在当下学科体系评价中,中国语文文学学科特别是现在双一流学科建设的评价中,面对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在若干学科中,中文所占的份额是最小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无能为力去改变这种价值体系。对我们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身的学术突破。

   怎么才能做到学术突破呢?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要从史料性的研究对既有文学史的评价中获得颠覆性的突破是非常难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我们有多少新的文学史料的发现,能够颠覆已有的文学史的常识、原理和评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实现一种真正的学术突破,就需要在一种政治理性和学术理性的基础上,反思我们已经认定为常识和原理的学术前提。这些学术前提其实是比比皆是的。尤其是我们长期对这种常识的认定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因此在论证的时候,往往不是把它作为讨论的对象,而是作为讨论的起点。很多学术结论是从这样一个基础上发生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证明我们原有学术前提的正确。因此在文学史的编撰中,在我们对于重大的文学理论或者其他的学术问题研究中,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上是相近的。

   如果从现代文学史来看,迄今为止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和教科书著作,已经将近700部,那我们要问在这700部文学史教科书著作中,你能找出几部与众不同的、具有学术个性和审美个性的著作呢?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使用了在一种学术前提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的阐释方式。那么学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一种原理的、常识性的一些基础知识。就现代文学而言,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多少年,我们对于现代文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命名从来缺少一种真正的怀疑和反思。我们过于习惯接受已经既定的价值体系,由此作为我们的评价标准和批评标准,然后得出符合前提的结论。我们想一下,从中学开始每一种教科书的绪论基本上都已经给我们规定了若干前提。这些前提不仅制约到我们的学术研究,而且也制约我们的思想立场。当然,有些前提你是不能证伪的,有些前提是可以证伪,但我们却认为是不必证伪的。

   再比如说,对于现代文学史这样一个概念来说,是不是要想想,什么叫作现代文学?因为现代文学最初由新文学转向,然后形成现代文学这样的一个认定。现代,在中国文学史的概念中,它是指向当下的。1917年到1949年被称作现代文学,那么三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这一段还会叫作现代文学吗?注定不是。那么,我们要寻找一个能冲破我们原有认定、命名的一个概念,就必须参照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命名方式。如果要按照惯例以政治朝代的方式来命名,1917—1949年的文学史,那一定是“民国文学史”。因为现代文学史是一个意义概念,因而它的学术前提就规定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因此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学样式、作家作品全都排除在外,包括“不革命的文学”“非革命的文学”,包括旧的文学形式。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是1917年开始,近代文学史的终点是1911年。那么,1911—1917年,这六年的时间到哪儿去了?现代文学不认定,近代文学也不认定。所以,当提出“民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能够涵盖1911—1917年被两种文学史丢掉的六年时间,而这六年恰恰是中国20世纪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期。这样我们会看到,无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其实机制的制约是文学史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关键。1911年民国的建立,特别是民国宪法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学术研究、文化研究的政治环境,使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这样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忽略它,仅仅按照原有的学术前提,现代文学是从1917年开始,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1917年会出现那样两篇文章(指陈独秀、胡适的文章),而为什么由于这样两篇文章,就突然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其实不是,它其实有一个漫长的或者说在此前的一个准备过程。因此,对这样一个概念的重新梳理,扩大了我们原有的对于现代文学史的边界,也重新颠覆了我们对原有的文学史内容的理解和作家作品的评价。所以我要说,对这样一种学术前提,如果我们不反思的话,仍然按照过去那样的概念去理解,那现代文学是否有新的突破?

曹顺庆教授谈中国文论的转型问题,我特别赞成他的观点,“古今通变,中西融合”。为什么会形成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这样一种双峰对峙、二元分流的评价和判断呢?就在于在近代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过于深厚的、固定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我们过度关注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在相交交汇之时所具有的异质性、冲突性和悖反性,相对忽略了在冲突之后两种文化可能有的最终融合的结果。就是我们注重了起点,忽略了过程,忽略了终点。这对于中国文论的转型来说,一定是有这样一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国文论要转型,究竟要转向哪里去?现在,中国也好,世界也好,都面对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大动荡、大分化的过程,由全球化到反全球化。我想强调现在并不是“反全球化”的时代,而是“新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新全球化”就是不会以剥夺其他族群、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权利为前提的一种全球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一种新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观念,应该增加一种理性。当然,这种理性是在政治理性基础上才能构成的。如果我们仍然固守着二元对立模式,我们的文论中由“跟着说”到“对着说”作为我们的终点的话,我们的文论确实只属于我们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这样一种创建性的新全球化观念,我们现在阐释、理解还不够。长期以来我们陷入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忽略了人类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学,无论是都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其实都属于人类文化的共同组成部分。所以说,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文论建设,一定是走这样一条如曹顺庆教授所说的中西融合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必须要破除我们原有的一些学术前提,破除既定的一些观念,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突破,也才能最后形成“自己说”,而且让大家“跟着一起说”的学术境界和理想。

(作者为吉林大学人文学部学部长、资深教授、长江学者)

中国古代文论建设的路径

曹顺庆

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就知道学界有一个共识:中国古代文论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是秦砖汉瓦,是学者案头的资料;不能评论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能参与现当代文论的理论建构。那么有一个问题,活了几千年的中国文论,为什么会死在现当代?为什么我们只能以西释中?甚至只会以西释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话语真的没有言说能力吗?这些问题必须理清。

   很久以前,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路径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但是,今天我要指出:这是一个误导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口号!第一,当他们说“转换”的前提就是否定中国文化与文论,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与文论在当代不行了,才需要转换;因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在当代没有用了,必须进行转换!第二,用什么来转换?那就是用科学的理论来转换。什么是科学的理论?西方理论。显然,根本原因还是西方理论话语权。所以,第三,中国古代文论就是被这样的“转换”整死的。中国文论明明有体系,为什么被研究成为没有体系——西方文论话语霸权。

   比如说,中国古代文论术语范畴“风骨”,有的认为风是内容,骨是形式。有的反过来,说骨是内容,风是形式。还有人说,风既是内容,又是形式。另外,有人用西方的风格来诠释风骨,等等。但讨论了半个世纪,风骨仍然是“群言淆乱,而不知折衷谁圣”(香港学者陈跃南语)。其实《文心雕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里面用三种鸟的意象说得很明确:风骨是力量与气势之美!所以,风骨明明是清晰的,却被说成是混乱的、不清晰的、不科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明明有体系,却被说成是没有体系。关键就在西方文论话语霸权。

   我不是说西方文论不可以阐述中国文化。西方文论可以阐述中国文论。中国文论有没有体系?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事情,可实际上有一种思维模式一直在蔓延。中国文论没有体系,中国没有悲剧,大家去看看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国没史诗,大家去看看《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对人的终极关怀,或者干脆说中国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没有诚信、没有礼貌!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论调。这些论调多少年来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说古代文论话语要“转换”,其实就是自我否定、自我取消,这种文化自卑、文化自戕、文化自灭在我们学术研究中是很严重的。今天我要说,重塑文化自信,才可能重塑中国文论话语!

   我本来是搞比较文学,我非常赞成我们的文化开放,非常赞成向西方学习,西方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但是,这个问题几十年来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外国学者也有这样的看法,包括于连对刘若愚的批判。法国学者弗朗索瓦  于连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所以很显然,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我今天要指出来“此路不通”!那么,我们需不需要转化?要!中国古代文论建设的路径,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论的古今通变;第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第三,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论。

   今天主要讲讲中国古代文论的古今通变。我认为古代文论仍有活力,仍然有生命力。很多人认为古代文论在今天没有生命力了,没有言说能力了。有几个讲法:第一,因为古代文论在当下没有语境。因为古代文论都是文言文。错!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一样有白话,我们古代有白话的诗歌,也有白话的文论,白话的哲学理论。大家去看《朱子语录》,去看看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就知道了。

   第二,古代文论在当下不能够用于文学批评。错!中国文学批评跟古代文论是同一个吗?多少人在学古代诗词?古人诗词用什么理论?中国古代文论所讲的,我们写诗词讲对仗、讲声律、讲押韵,这些东西西方人都不能讲。声韵美是汉语诗学的特色,外国人学汉语,最难学的就是声韵。他们讲中国话没有声韵。比如说他们讲普通话,比如说他们讲“今天我在这里发言”,他们没有声韵。中国古代文论不仅在古代诗词写作、古典戏曲、古代画论存在,在当代仍然有它的作用。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完全可以把中国古代文论放进去。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教材不讲中国古代有文学起源论。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起源论吗? 《文心雕龙》第一篇文道论,就是文学起源论。为什么不可以用呢?

   第三,又有人说古代文论不能够用于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错!中国话语的运用,古代文论话语的运用,今天不能用吗?大家看看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谈艺录》的名称就是古代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那不是全是中国话语吗?文言文也好,白话文也好,在古代也用,在今天也用。所以,融会中西应该是我们今天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重要途径。古今通变,古代文论可以通,也可以变。通,是在当下的应用;变,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比如王国维就使西方文论中国化,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楷模。所以中华文化近代以来发生危机,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失语症”所困扰,我认为我们自己有重大责任!

   最后,我认为超越西方文论,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学术话语——变异学,这也是我最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这种变异学,是我们的文化与西方交融、通过文化与文学的他国化,在碰撞交流的基础之上催发新的文化现象,从而实现文化的变异与创新。所以,我再次强调,重塑文化自信,才可能重塑中国文论话语!

   (作者为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四川大学资深教授、长江学者)

改革开放40年中文学科变迁及其启示

王一川

   伴随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国语言学科(以下简称中文学科)经历了从起初的恢复重建,到后来的再度兴盛。从这个不惑之年的视角,回顾这个中文学科产生的来路,难免产生一些颇有意思的回味。

   第一,核心与边缘。在学科体制上,中文学科经历了从核心学科到边缘学科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时期,乃至更早的十七年时期,中文学科同历史学、哲学等一道,作为文史哲学科的综合形态,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中心是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更多来自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等的学术支撑,于是总是求助于中文学科。在那样一个时代,中文学科成为当时中国学科之流中的核心之学科。实际上,那时中文学科的发展总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不可能按照自己的学科逻辑去生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已经转变为经济建设,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开始实施。过去的革命更多依赖于人文学科的统领作用,而今自然科学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学科,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迅速发展成为核心学科。上世纪90年代,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的持续实施,经管法等学科迅速发展壮大,经济学家群体、法学家群体、管理学家群体等的声誉与时俱增,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急剧扩大,中文学科的地位也逐步边缘化。

   第二,引领与平起。中文学科从引领性学科变成与其他学科相并立的平行学科,还放任曾经从属于自己的艺术学独立门户。以电影、电视艺术、流行音乐等大部分艺术为代表的各艺术门类在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直到超越了文学的地位。特别是以电影、电视艺术等为代表的各艺术门类的社会影响力呈压倒性优势,这是现在中文学科从最初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相邻,到接纳艺术学,再到接纳新闻传播学,并且与这些学科平行相处。这一事实促使中文学科自身,放弃过去的试图统领所有艺术门类的高远志向,重新回归于语言艺术这一核心领域。这未必是坏事,这有助于中文学科找到自身的位置。

   第三,整合与开放。中文学科经历了学科整合,到学科细分,再到跨学科开放的转变。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与文史哲等整合发展的态势。其次是到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学科细分,愈益专业化和专门化,例如划分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等等。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实现了跨学科整合,原本相互细分的各学科之间又再次聚合。中文学科下有8个二级学科。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它们之间常常处于相互交融和整合的态势。

   第四,先锋与常态。我曾经参与其中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已经从当年的先锋学科演变为如今的常态学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面对文艺为政治服务、阶级美与共同美的关系、文艺与审美、文艺的本质等重大文艺问题上,文艺学学科曾经义无反顾地起到理论先锋的作用。像当年我们要认为文学是一种体验,还需要抱有突破禁区的勇气,那个时候质疑的、批评的不少。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纵深发展,新的变化逐渐出现。一是在封闭条件下视为珍贵的外来理论或者先锋理论,被大规模地翻译进来,已经变成平常。例如人们早已把审美是文艺的核心本质不再视为先锋,而是视为一种众人皆知的常理。二是由于中文学科的各个二级学科建立起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和规范,从而客观上使得文艺学的起初的先锋地位不再存在。三是原来受到文艺学影响的艺术学,也逐渐形成自身的独立领域和规范。这样,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艺学就逐渐从具有某种先锋作用的学科,变成了与其他二级学科平行的常态学科,甚至中文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对文艺学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学科优越感。

   简要回顾中文学科的发展,我有很多感慨。我首先是从我的实践的角度来说,中文学科从它的对象作为语言艺术的这个性质,在如今的学科之林中日渐显现出一种新的特征。实际上也是我自己突然想到的,叫间性特征。

   第一,国家文化战略对中文学科有新的间性要求。中文学科它只是处在“之间”,它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围栏,一个领域,是处在很多“之间”。从国家层面看,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公民的语言文学素养,它是当然的基础,这必然要求中文学科在其间发挥更加突出的融合性的作用。

   第二,公共生活对中文学习有新的“间性”要求。从学者层面上看,语言文学学者的间性已经很突出。许多中文学者活跃在大众传媒。去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里,几位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十分活跃,有的还成了明星,就是一个例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社会文化生活迫切需要中文学科日益广泛的参与和融合。

   第三,各学科的有识之士,能注重从语言文学学科吸纳养分和营养,举例来说,中外都有学者指出这一点。钱穆就认为:“吾尝谓中国史乃读一首诗,余又谓中国传统文化,乃最富艺术之文化,故中国人生理想整体,亦求其实为艺术。”这位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直接把史视为诗,细心看出中国历史的思维,相当于指认历史学的根底是诗学。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曾经以开放的胸怀,将语言学的成果融化于历史学科中。他认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处境不佳,关键是它远离了文学想象性的这样一个源泉,所以他要重新让历史学回到诗学,形成语言的转向。中文学科虽然不再位居学科体制中的核心学科区域,但却可以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各学科中,而且存在于它们之间,在各学科之间发挥自己的特定作用。中文学科当然需要继续坚守自身的独立规范,但确认和开放这种“间性”特征,也有其必要性,这有助于促成中文学科在学科之林间的开放性和融合性。

   回顾中国古代文化及学术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文”总是高于“艺”,并且导引着“艺”。由诗文所构成的“文”,总是在文化及学术中起着引领作用。如今这种古典传统虽然暂时受到挑战,但它的导引作用不会轻易退场,而是呈现一种有趣的变化。从过去曾经有过的显性的、突出的、引领性学科的地位,变成了如今的隐性地位,就是隐蔽的起作用的学科地位。这样的新地位和作用,其实更加务实、牢靠和稳定。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上一条:我院团支部书记交流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做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下一条:我院举办第四届体育文化节系列活动

关闭

© 版权所有:集美大学文学院